按理说，证明CEO薪酬过高的最具说服力的决定性证据就是，CEO薪酬比员工薪酬的中位数增长要快得多。在美国，2013年的CEO年薪约1000万美金，是一般员工平均收入的350倍，而这个数字在1980年是40倍。这就让CEO获得高薪是基于他们的才能的说法站不住脚了。从1980到2013年间，CEO们并没有突然就变得比一般员工强那么多，但为什么二者薪酬相差的倍数骤增了接近八倍？另外一种说法是，CEO控制了董事会，因此可以向他们漫天要价。
一篇由Xavier Gabaix 和 Augustin Landier教授合著的论文回答了这个问题。该论文是作于2001年之后的最有影响力的金融学论文之一。二位作者当时都任教于纽约大学Stern商学院，现分别在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和图卢兹经济学院（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从事教职工作。这篇论文刊登于2008年的一期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尽管我通常写的都是近期发表的论文，但由于该文与目前关于薪酬比例的争论极其相关，却并没有被怎么提到，所以我就在这里谈一谈。介绍一篇已经发表有些时日的论文的一大好处就是，我们可以看出它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这篇论文在谷歌学术（Google scholar）上已经有1665次引用（这是衡量影响力的一个标准），并且是Xavier获得费雪·布莱克奖（Fischer Black Prize）的一大原因。该奖项旨在表彰40岁以下的杰出金融学者（类似于数学领域的菲尔兹奖）。
该论文大意如下。高薪的出现确有其因，但不是CEO的才能变得更强，而是他们的才能变得更加重要。我们先用足球市场做个比方。要说鲁尼并不比贝利实力更强，大多数人都不会有异议。但是，即便把通货膨胀考虑在内，鲁尼的薪酬也比贝利任何时候拿到的都要高得多。这样的高薪很显然并非因为鲁尼控制了签下他的亚历克斯·弗格森（Sir Alex Ferguson），而是因为足球场上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拜电视广告和全球市场所赐，足球现在已经是几十亿美金的产业，这和贝利所在的时代已经有了天壤之别。即使鲁尼只比排名第二的前锋强那么一点点（并且一般人在训练期其实看不出他们的区别），这种能力上的差异也足以对曼联的利润影响巨大。如果鲁尼的进球让曼联进了冠军联赛，那么这就值好几百万美元。所以，给最顶尖的人最顶尖的薪酬就是人有所值。
再把思维从绿茵场转到会议室。正如足球行业这些年经历了发展壮大，公司也是如此。公司现在也在全球市场上竞争，并且科技发展如此之快，以至于任何公司如果无法适应时代的这种变化，它就会被时代所抛弃（比较黑莓和苹果便知）。所以，和足球行业一样，顶尖的人才就值得顶尖的薪酬。财富500强公司的平均规模是200亿美元。因此，即使一个CEO只比稍不如他的人强一点点，且这一点点的优势为企业价值贡献了1%，那么这就是2亿美元。这么来看，他的1000万年薪也就突然变得不那么夸张了。此外，两位作者在该论文中提出的假设并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它可以实实在在地接受检验。和许多定性模型不同的是，对于公司规模变大后薪酬应当相应地增加多少，此论文提出了量化的预测，并显示了1980到2003年CEO薪酬的增长可以完全被同时间段公司规模的扩大所解释。2004到2011年的后续研究表明，后来CEO薪酬的变化同样和公司规模有关——从2007年到2009年，公司规模缩小17%，CEO薪酬下降28%。
但是，为什么同样的论据不能适用到员工身上？因为CEO对企业价值的影响通常是多倍的，像做乘法一样。他们的行为造成的影响很容易通过他人的实施被无限放大。比如，如果CEO实施了一项新的生产技术，或提升了企业文化，这种改变可以应用到整个公司。因此，公司越大，影响也就越大。1%在一个20亿的公司是2000万，但在一个200亿的公司就是2亿。与之相对的是，大多数员工的工作对于企业价值则像是在做加法，他们的行为带来的影响也更不容易被放大。不管企业拥有100或者1000台机器，一个有能力管10台机器的工程师每年创造的都是5万美元的价值。简而言之，CEO和员工在完全不同的市场上竞争，一个与公司规模相匹配，一个却没有。CEO薪酬到底公不公平，要和其他CEO的薪酬相比较才能知道，就像一个国际球员的薪酬是由曼联经理通过比较其他国际球员的薪酬来决定的，而不是去和曼联后备队球员的薪酬相比（如果非要按照所谓的“公平”的话），更不可能和曼联的CEO相比，因为他们在完全不同的市场上参与竞争。
当然了，这都是建立在CEO确实在为企业创造价值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看到鲁尼的进球，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他受伤病困扰的时候曼联实力就变弱了；他是仅有的两个前锋之一。但是，CEO只是几千个员工中的一个，所以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因此就只有一点点吗？这同样也是可以检验的。我已经在这里和这里论述了CEO的聘用合同是如何显著地影响了企业价值，这就证明了CEO的影响力。不同的论文（请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表明CEO的离开和离世为企业价值和业绩带来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并且这样的影响在高收入CEO的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这表明他们的才能确实足以为他们赢得相应的薪酬。你当然可以怀疑地说相关性不代表因果性。也许这个公司本来就即将出现问题，而且这正是CEO离开的原因（他要抛弃的就是一艘将要沉没的船）或者是他离世的原因（因为不堪忍受太大的压力）。所以，另外一篇论文研究的就是CEO的家庭成员离世，这就和公司的期望业绩之间没什么关系了。如果CEO对公司并不重要（因为还有别的很多管理者），那这种丧亲之痛也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该论文表明这种事件对公司的盈利能力确实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唯一例外的是，如果女性CEO的婆婆去世了，公司盈利增加（尽管这种上升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并不明显）。
简言之，只看薪酬比是具有误导性的，因为CEO和一般员工在完全不同的市场上参与竞争。重要的是福利而不是公平。限制CEO的薪酬会使得顶尖人才流失到国外（或者去私企，或者去其他行业，比如对冲基金），这也就会不利于企业业绩，进而损害到其中的每一个人的利益。实现福利的方式并不是限制CEO得到多少，而是聘用有能力的CEO，然后让他来提升每人所得（这篇论文显示，优秀的CEO确实会这么做）。优秀的CEO会把蛋糕做大，出于他们的才能对公司的影响力，他们自然会得到这个蛋糕的增长中较大的一块；但是，和公司没有聘用，或是没有用薪酬激励这个CEO的时候相比，社会和其他员工分到的蛋糕都变大了。因此，每个人的福利都有上升。表现不好的CEO会把每个人手中的那一块蛋糕都变小；这看起来似乎更公平，但却只是让每个人都一样的穷，大家的福利都减少了。